“人們將不可避免地要想到創造一個通用的國際貨幣，或重新啟用黃金，或組建大型貨幣區。”2000年，“歐元之父”蒙代爾在發表《新千年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講中，談及當時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前景時這么說（《蒙代爾文集》第五卷）。

　　蒙代爾的這個判斷在第一個或第三個方向上，似乎正在迎來更多的共識。在4月2日倫敦G20會議召開之前，先是俄羅斯提出“引入超國家儲備貨幣”、“建議考慮現有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擔此角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最近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下稱《思考》）一文，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

　　筆者以為，周小川行長的文章，是近年來中國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最具建設性的建議，文章從長期、短期兩個方向上表達了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解，文章對于我們理解國際貨幣體系的方向以及其中的中國訴求，具有重要意義。

　　擴大SDR貨幣籃子

　　在長期的考量上，《思考》一文認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在短期，文章認為，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但SDR本身需要改革，SDR定值的籃子貨幣范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然后在改革后的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

　　在SDR改革的方向中，《思考》表達了中國的訴求，那就是將中國（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之一）人民幣納入SDR的貨幣籃子，并且可以考慮以GDP為權重因素之一，以尋求中國更大的發言權和地位。

　　首先要明確的是，目前SDR在1969年創立之后經過了多輪調整。由1974年起，IMF以標準籃形式，組合4種不同的幣值計算SDR的價值，而該4種貨幣和計算比例，則由過去5年不同經濟體系的平均出口金額決定。目前，2006年至2010年的4種貨幣，確定為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計算比例分別為44%、34%、11%和11%。

　　也就是說，目前的SDR就是由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組成的一攬子貨幣。《思考》一文提議將世界主要經濟大國貨幣納入貨幣籃子。該建議從實質上說，就是以目前全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的信用貨幣作為基礎，重新構建一個“全球貨幣”，只不過將其重新命名為SDR。可以說，按《思考》一文定義的方向所構建的新的SDR，和目前已有的IMF的SDR在貨幣構成、貨幣權重、給予某種貨幣權重的考慮因素上都完全不同。

　　但進行這樣的改革是一個全球政治行為。哪些國家的貨幣有資格進入新的SDR？GDP可以成為國家貨幣在SDR權重中的一個衡量因素嗎？誰來監督、定量、認可各國GDP的統計？所以周小川也在文中直言，“這需要各成員國政治上的積極配合”。

　　借鑒歐洲貨幣單位？

　　進一步理解《思考》一文提出的“超主權儲備貨幣”、“國際貨幣”方案，我們會發現，其實文章所提出的新的納入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將GDP作為參考因素之一的新的SDR，極其類似于歐元誕生之前所依托的歐洲貨幣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

　　ECU創立于1978年，ECU是由當時歐洲共同體九國貨幣組成的一個“貨幣籃子”，ECU創立時，各國在其中的權重按其在歐共體內部貿易中所占權重及其在歐共體GDP中所占權重加權計算，以確定各國貨幣在 ECU內占有權數和金額，聯邦德國27.3％、法國19.5％、英國17.5％、意大利14％等，并依當天匯率，換算各國貨幣當天對ECU的比價。ECU中各成員國貨幣所占的權重，每隔5年調整一次。ECU逐步具有了計價、儲備等用途，并最終在1999年成為歐元，成為取代歐元區各國主權貨幣的單一貨幣。

　　依照《思考》一文所提出的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新SDR思路，筆者以為，其實質就是類似ECU在全球建立一個“全球貨幣單位”，而這個“全球貨幣單位”新SDR的前景，則可以和歐元類似，最終成為一個新的全球統一貨幣。

　　在歐元的誕生上得到證明之后，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或許將在新的全球統一貨幣誕生中，繼續發揮理論作用。蒙代爾近年來也一直呼吁按照歐元誕生的思路，構建全球統一貨幣。蒙代爾曾對《第一財經日報》指出，建議以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人民幣5個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為基礎，構建一個世界貨幣，并將IMF改組為可以發行貨幣的世界中央銀行。

　　“我們現在需要一個世界貨幣。自從2003年以來，每年在意大利我都會舉辦會議，專門討論怎么才能創立一個世界貨幣。我們期待著在當前這樣一個危機時刻，可以來推廣世界貨幣的政策。我曾與部分國家領導人交流過，法國總統薩科齊、英國首相布朗都對此表示支持。一個關于時間的建議，是在2010年上海將召開世界博覽會時召開類似布雷頓森林會議一樣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來推行這個世界貨幣方案。”蒙代爾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訪問時的這段話讓人印象深刻，而如果中國、俄羅斯等國帶著“超主權儲備貨幣”、修正“SDR”的思路進入G20會議，或許世界統一貨幣的建設將并不只是在理論層面上。

　　如何創建實際資產支持的SDR？

　　最后一個疑問在于，這次危機之后如何重建人們對信用貨幣的信心。而由不同信用貨幣組合而成的貨幣籃子SDR，或新的包含更多國家貨幣的新的SDR，能避免同樣的擔憂嗎？

　　美元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儲備貨幣，對于目前的SDR來說，由美元、歐元、日元、英鎊幾個不負責任的貨幣構成的貨幣籃子，顯然也不具備這樣的資格。如果將SDR的貨幣籃子范圍進行擴大，可能加入一些負責任的貨幣，但也可能加入另外同樣甚至更不負責任的貨幣。改革后的SDR，將如何避免信用貨幣的濫發？能否實現對國際儲備貨幣“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要求？

　　歐元是一個參照物。雖然沒有和美聯儲、英國央行、日本央行一樣直接購買本國國債，但歐洲央行也在施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

　　與單純信用貨幣不同，《思考》一文對新SDR的設計似乎是要求有儲備資產作為支撐。文章明確提出——“為進一步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SDR的發行也可從人為計算幣值，向有以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可以考慮吸收各國現有的儲備貨幣以作為其發行準備。”

　　《思考》一文還非常推崇上世紀40年代凱恩斯提出的國際貨幣單位“Bancor”方案。

　　所謂“Bancor”方案，是凱恩斯試圖拋棄黃金，但又不陷入美元主導的一個中間方案。凱恩斯主張采取30種有代表性的商品（Commodities，糧食、石油、銅材等）作為一籃子確定幣值的根據，其中包括了黃金，以利于穩定幣值；并建立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國際結算或貨幣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or Currency Union，ICU），來負責發行和管理。《思考》一文認為，該方案“可能更有遠見，遺憾的是未能實施”。

　　綜合來看，《思考》一文認為有實際資產支持的SDR發行能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而支持的資產可以是各國現有的儲備貨幣。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立歐洲貨幣單位ECU時，按規定，成員國應向歐洲貨幣體系繳存20％的黃金或美元儲備，歐洲貨幣體系則相應撥付等額的ECU單位，作為成員國的儲備資產。這類似于《思考》一文提出的實際資產支持方案。而蒙代爾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曾提及了黃金在今后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他指出——需要建設一個國際黃金系統，并在國際黃金系統之上建立世界貨幣，也就是一籃子主要的貨幣。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正在迎來完全不同的方向。中國在華盛頓G20會議等多個場合，均表達了“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聲音，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也是題中之義。但長期來看，建立世界統一貨幣單位乃至世界統一貨幣，是不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方向？而建立“超主權國家貨幣”、改革并擴大SDR，是否也是中國“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戰略的一部分？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