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兩岸還在就經濟刺激和金融改革誰先誰后爭論不休之際,中國也在為一周后的第二屆全球金融峰會做積極準備。而種種跡象表明,這一次中國將會以更加積極和務實的態度參會,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面,中國的一些非常具體的政策主張已然浮出水面。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央行網站發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出,考慮創造美元之外的“超主權”新儲備貨幣,以避免危機在今后重演。他的建議在許多國家政府官員和投資者當中引發激烈討論。盡管周小川的建議觸動了現行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的神經,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認為中國的建議是“合理的”。

　　ＩＭＦ總裁卡恩25日在巴黎表示,關于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討論其實并不是“新事物”,而當前的危機“再次激起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

　　新儲備貨幣,中俄有默契

　　在央行網站本周刊出的文章中,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金融危機警示我們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周小川這樣寫道。他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

　　周小川同時建議,應該進一步完善特別提款權（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將SDR定值的一籃子貨幣范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

　　SDR是上世紀60年代IMF創建的一種合成貨幣,它的價值由一籃子主要貨幣決定。SDR可用來儲備資產和作為記賬單位,也被稱為“紙黃金”,其最初是為了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創設。最初時,SDR意在作為國際儲備的共享貨幣,不過這個作用從未真正實現。目前,SDR主要用于IMF與成員國之間交易的核算。

　　周小川還表示,由IMF集中管理成員國儲備,也將是推動SDR作為儲備貨幣發揮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之前,俄羅斯本月15日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克里姆林宮在公開發布的倫敦金融峰會“路線圖”中建議,可以考慮創造一種新的儲備貨幣,由國際金融機構來發行,以改變目前美元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格局,后者多年來一直飽受詬病,并被認為是誘發危機的一大因素。

　　周小川的提議也得到了諸多權威經濟學家的呼應。一個由18位國際資深經濟學家組成的聯合國顧問小組本周提議,設立一個新的全球儲備體系,定期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不受那些主導IMF等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工業化國家的否決權阻撓。

　　美元要動刀,但不是馬上

　　對于周小川的提議,不少經濟學家都表示支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本周力挺中國提出的調整世界貨幣體系的建議。“我們或許已走到（對美元儲備體系的）信心流失的起點,建立某種新全球儲備體系的建議理應得到支持。”

　　斯蒂格利茨此前一直呼吁改變美元作為唯一儲備貨幣的狀況,他認為,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而言,將儲備系統建立在“依賴自身經濟信心的單一貨幣基礎之上”是不妥的。

　　匯豐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則表示:“中方最新的建議是個明確的跡象,表明作為美元金融資產的最大持有者,中國對美聯儲'開動印鈔機’行為的潛在通脹風險表示擔憂。”

　　倫敦金融城卡斯商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趙懷南表示,目前看來,中國和俄羅斯的上述建議是要表明對現行的以美元作為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現狀的不滿和擔憂。

　　高盛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對本報記者說:“我認為中國的提議非常有趣,從長期來看,這一提議可能對國際貨幣體系帶來重大的改變。”

　　當然,專家也表示,短期內要想取代美元建立新的非主權儲備貨幣是很難實現的,沒有美歐的鼎力支持和充分參與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大家都對此一致,3年5年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趙懷南說。

　　分析人士認為,實施美元替代方案的技術和政治難度都非常大,因此即使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這個方案短期內也不太可能改變美元的角色。

　　“就短期而言,除非中國在這次的G20峰會上建議將人民幣納入SDR定值的一籃子組成貨幣,否則這一建議可能不會引起太多關注。”奧尼爾說。目前,SDR的定值基于四種貨幣組成的一籃子貨幣,即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

　　事實上,周小川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更多地提出現階段各國應該至少意識到,將儲備貨幣體系改革作為長期目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小川說,重建具有穩定的定值基準并為各國所接受的新儲備貨幣,可能是個長期內才能實現的目標。央行副行長胡曉煉也在周一的講話中說,美元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支配地位近期不會改變。

　　構建新秩序,中國更主動

　　華爾街日報本周評論說,周小川近期就金融改革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主張,均顯示了中國對長期內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迫切希望,而且“似乎在G20會議召開前就明確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在一些人看來,相比上一屆峰會,中國似乎在更加積極地提出一些具體的政策主張,特別是在最核心的金融體系和機構改革方面。

　　除了在儲備貨幣方面的提議外,中國政府本周還就向IMF和世行提供融資的方面表明了立場。央行副行長胡曉煉本周一表示,中國鼓勵IMF探索多種籌資選擇,比如中國將考慮買進發行的債券。

　　有外電對此評述說,此舉表明中國沒有理會美國敦促其立即向IMF提供一筆貸款的要求,因為這樣做并不會給中國更大的話語權。

　　業內人士表示,從本質上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對IMF和世行這兩大歷史形成的國際金融機構并無敵意,而只是希望在這些機構的運營中有更大的話語權。比如,周小川本周建議,可考慮讓IMF集中管理成員國的部分儲備,部分實現了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些建議將意味著IMF的作用和權力將有極大的增強。

　　有觀察人士注意到,根據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本周披露的胡錦濤主席在G20峰會期間的日程,他將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而在去年11月,中美這兩大經濟體的國家元首甚至都沒有在峰會期間安排單獨會面,僅僅是在一周后于秘魯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胡錦濤才與布什“禮節性”會面。從這一點看,此次中方積極與美方接觸并表明立場的愿望也很明顯。

　　在何亞非本周提出的中方對本次峰會的五點期待中,中方明確提出要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特別要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要為此制定“明確的、有目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分析人士表示,與去年11月的上一次會議前相對原則性的表態相比,這次中方的建議顯然更加注重實效。

　　前IMF官員、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表示,沒有人相信中國對于金融改革的提議是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但通過這個提議,中國已經“重新定義了這場爭論”,中國做出了“非常強有力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