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金融風暴，卻將此前機制差距甚大的中國衍生品市場和國際衍生品市場推上了“同一條起跑線”。

　　在市場危機爆發后，提高市場透明度、加強監管和建立場外衍生品的集中清算機構已成為各國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共同話題。而一直以來，中國場外衍生品市場即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簡稱：交易中心）平臺進行交易或交易后備案。這意味著，中國衍生品市場的透明度要遠高于國際衍生品市場。而且，中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一直存在著明確監管者。在目前仍然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條件下，此前被認為與海外市場格格不入的中國衍生品市場運行和監管機制，目前卻憑空多了幾分值得慶幸的“資本”。

　　隨著3月16日《中國銀行間市場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主協議》（2009年版）出臺，加之央行即將建立依托于交易中心的中央清算所，中國衍生品市場無疑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而且這一系列制度安排也更符合當下國際衍生品市場變革的潮流。

　　然而，與海外衍生品市場在經歷了次輪危機后對于運行和監管機制作出的調整相比，我國衍生品市場似乎依然在延續一直以來的發展路徑。而這樣的監管和運行機制是否適于作為新興市場的中國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還存有探討空間。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從匯率到各類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推動了衍生品市場發展。企業為了規避匯率、利率和各類資產價格的波動風險，從而對于通過衍生品市場回避各類資產價格波動的風險產生了實際需求。中國各類資產價格多年以來的市場化進程，加之參與國際市場后面臨的匯率和利率波動風險也使得國內企業產生了同樣需求，這成為推動中國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內生力量。

　　不過，與海外市場相比，中國衍生品市場顯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8年4季度）》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年我國利率互換和遠期利率協議的交易名義本金分別為4121.5億元（603.4億美元）和133.6億元（19.56億美元）。而截至2008年6月時，國際清算銀行（BIS）公布的全球利率互換和遠期利率協議的名義本金余額分別達到了352.772萬億美元和39.37萬億美元。

　　這意味著，在這兩個衍生品品種上，即便以國內市場全年度交易金額加總也僅分別只及全球市場余額的萬分之一點七一和萬分之零點五。而且，在國際市場交易同樣活躍的利率期權、以及權益類和商品類場外衍生品方面，中國衍生品市場還是空白。這顯然與中國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不相符。

　　眼下中國衍生品運行機制和監管正在與國際潮流“交匯”的同時，中國衍生品市場本身發育顯然還很不成熟。而這也從另一方面顯示，中國衍生品市場運行機制和監管體制與市場本身的發展是否相適應還值得重新思考。場外衍生品交易帶給交易者的好處是交易雙方可以通過談判制定非標準合約，追求各自的交易目標。這意味著場外衍生品市場交易者需要在合約設計方面獲得足夠自由度。而在我國目前衍生品監管體制下，所有國內場外衍生品交易還需通過統一平臺實現交易，產品的創新還是遵循著由主管部門“研究一個，出臺一個辦法，推出一個產品”路徑。這樣的機制顯然有違場外衍生品市場成長的基本邏輯。

　　正因為如此，許多希望參與衍生品市場交易的國內企業在其交易需求無法在國內市場得到滿足情況下，在近年參與了海外市場的衍生品交易。而廣為人知的事實是，不少知名企業在與對手交易中遭受了嚴重損失。國務院國資委更是在3月24日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央企業金融衍生業務監管的通知》，將對央企參與海外衍生品交易的情況進行徹查。國內企業作為獨立交易主體在參與海外衍生品交易過程中發生虧損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的風險控制措施的漏洞。從2004年中航油的對賭油價到2008年東航進行遠超出自身實際燃油需要量的衍生品交易，企業自身原因直接導致了風險失控。

　　這意味著，監管機構在防范衍生品市場的風險時，需要明確區分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采取有區別的措施。參與衍生品交易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措施只能對自身負責，而監管層應在系統性風險的防范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目前，我國統一的場外衍生品交易管理辦法尚在制定之中。而且有觀點認為，盡管我國通過交易中心平臺進行的衍生品交易能夠使監管層掌握更為全面的市場數據，但在系統性風險預警和判斷方面，更需要監管層有充足的能力對市場數據進行分析。而國際衍生品市場的在近期風險爆發也顯示，傳統的衍生品定價模型在揭示市場潛在風險方面存在不小缺陷，這意味著監管層在風險處置方面會面臨更大挑戰。

　　因而，并不是實現了交易中心平臺基礎上的衍生品交易、實現多邊凈額清算乃至中央對手方（CCP）集中清算模式就能保證監管者的高枕無憂。這些措施對于市場效率是否帶來影響依然存在不確定性。而且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參與國內衍生品交易依然存在多樣化需求，更為靈活和多樣化的衍生品市場更符合國內參與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