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素促成此輪“波動”

　　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1月和2月外匯儲備余額分別下降了326億美元和14億美元，而3月“補漲”417億美元，使得整個一季度外儲仍然增加了77億美元。

　　此前，包括中國社科院、中金公司等多家機構都預測，我國一季度外匯儲備余額將會首現“負增長”，至少減少300億美元。

　　對于頭兩個月外儲的“縮水”，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杰對記者表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前兩個月美元升值導致外匯儲備中非美資產賬面價值大幅縮水；其次，受金融危機影響，外儲到期資產價值出現縮水。

　　“而3月份出現的‘補漲’，則是因為外儲構成的主要部分外貿順差在3月份激增了185.6億美元。”交通銀行研究部研究員唐建偉分析指出。

　　此外，“國際資金回流”也被列為“補漲”可能的原因之一。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認為，不排除國際短期資本看好中國未來經濟走勢，改變此前由于資金鏈緊張而回流母國的趨勢，再次流入中國。

　　“減長買短”增加博弈砝碼

　　雖然外儲并未如市場預期一樣出現“縮水”，但增勢已明顯放緩。今年一季度較上一季度的增幅僅為0.4%，延續了去年初以來的“剎車”態勢，始終沒有站上2萬億美元大關。

　　在增幅放緩的同時，我國還加快了期限投資結構的調整。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近日透露：“外管局已經在美國市場上賣掉400億美元的長期債券，同時買進600億美元的短期債券，這是中國外匯儲備調整的一個戰略。”

　　對此，孫杰認為，“減長買短”雖然會造成一些損失，因為現在長期國債的價格相對較低，而短債的價格則處在高位。但這種以“流動性”為目標，對最低外匯儲備額度進行調整，增加了我國在中美博弈中的砝碼，有利于制約美國“肆無忌憚”的賴賬舉動。

　　與此同時，孫杰還建議，除了對最低外匯儲備額度部分進行調整，我國還應通過中投公司適當增持公司債，條件成熟后再適當增持股票，從而進一步減少美國國債和機構債的比重。

　　兩年后可進行“幣種結構”調整

　　“但迫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傾向，以及危機下‘海外抄底’的高風險，中投公司的可活動空間其實有限。”對于上述建議，唐建偉做出上述評價。

　　此外，從市場調整的角度考慮，李揚認為，現在也不是用外儲購買大宗商品和黃金的恰當時機。

　　“鑒于中美政府間的‘默契’，中國目前不會主動減持未到期的美國長期國債，而會‘持有到期’，這就意味著外儲投資期限結構的‘優化’，注定是一個持續、緩慢的過程。”

　　但他預計，“美元兩年以后可能大幅貶值，由此引發大宗商品漲價，為避免外儲屆時出現‘雙重損失’，未來應考慮對幣種結構進行調整”。

　　唐建偉也認同上述觀點。他進一步指出，這一調整應根據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度，以及各幣種的貿易權重來進行“多元化”調整，可以肯定的是美元資產高達60%的占比將會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