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世界對金融危機的認識已經越來越深刻。其中的一個共識是，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元獨霸天下。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儲備貨幣，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計價，全球企業也以美元結算，主要工業國家的央行以美元作為對抗危機的儲備貨幣。然而，由于美國大量增加美元供給以處理各種危機，包括這次金融風暴，導致美元計價的資產的價值大減。美國債務毫無限制的累積更打擊全球市場信心和穩定。改革的邏輯很簡單：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成立一個新的全球儲備系統，此系統可以是擴大特別提款權(SDR)，也可以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
很容易理解，美國政府的方方面面對這些建議持強烈的反對意見。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利益就是各國幫助其應付危機，恢復其往日的霸權地位。在G20之前，歐洲國家強調要對全球金融體系進行監管，美國反對這樣做。美國主張各國投入更多的錢來應付危機。美國的主張自然從其恢復霸權地位的角度來考量的。
因為中國在新興經濟體中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視為領導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尤其是美國進行較量。有人因此說，G20的真正核心是G2。的確，因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已經多次對美元的價值表示了很大的擔憂。但說中國VS美國不免有些夸張。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要求增加在IMF中的權限最正常不過了。問題在于，超主權儲備貨幣是否在挑戰美國？其實，這個提議主要是對美元霸權的不滿，更是對美元價值的擔憂。
未來的金融體制怎么樣還是要取決于各主權經濟體的實力。盡管美國發生了深刻的危機，但還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沒有一個實體經濟能夠挑戰和取代美國的作用。美國本身當然也不想被挑戰，被取代。雖然美國深陷危機，但對未來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仍然保留著“一票否決”權。
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權的組織來協調全球經濟金融活動，但客觀現實上很難出現一個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經濟體。IMF的產生本來就是要協調國際經濟活動的，但為什么IMF沒有發揮好其應當發揮的作用，甚至發揮了相反的作用？這是國際權力政治較量的結果。無論從設想到運作，IMF背后都是權力政治。IMF和其所設立的SDR本身的發展就說明這個問題。根據IMF機制，擁有16%以上投票權的美國擁有絕對的否決權。正是如此，有人說IMF實際上是美國財政部的一個分支機構。在不改造IMF本身的情況下，根本難以取得全球貨幣供給控制權。SDR的產生有其理性，但更為重要的是操縱SDR的主權國家權力。
各國要求在IMF內擁有更多的權力很好理解，但更為重要的是要重新定義IMF的功能，使得其不會受主要主權國家的操縱。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實際上是難以做到的)，那么就要減少IMF的國際責任，把權限分散到其他區域型金融和經濟組織。要對美元形成制約可能不是一種超主權貨幣，要制衡美元，唯一的出路可能在于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單一儲備貨幣導致的是絕對的腐敗，多元儲備貨幣則會在它們之間構成一種有效制約，就是說在主要主權經濟體之間構成制約。同時，對較小主權經濟體來說，多元儲備貨幣給他們帶來更多生存空間，而無論是單一主權儲備貨幣還是超主權儲備貨幣都會使得他們的生存空間最小化。多元儲備貨幣是次優選擇，但更具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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