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就像電影《梅蘭芳》里那個被王學圻演活了的十三燕，明明屬于自己的時代已然過去，卻又對曾經風云叱咤的舞臺戀戀不舍，欲走還留之間，誰也不敢拍著胸脯斷定這個“過去時”不會在各種機緣巧合的化學反應之后變成又一個“將來時”。在危機觸底、經濟尋底和市場筑底的過程中，周期轉變的力量在不同空間拉扯出一個個不對稱的“分化”鏡像，讓本就模糊的復蘇之路變得更加風云詭譎。此時不期而至的G8峰會，能讓未來變得更加清晰一點么？
從1975年的G6到1976年的G7，再到1997年的G8，富國俱樂部就像扶不起的阿斗，被寄予了許多希望，卻從未有過驚天動地的故事，最近幾年更是被市場視作乏善可陳的雞肋。當然，G8本身的成員構成、制度安排和非約束性本質已經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實質性作用的發揮，但在筆者看來， G8影響力的式微，某種程度上還因為發達經濟體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并未真正共同經歷過“艱難時刻”，長期繁榮削弱了整體改革和相互協作的必要性，不同利益取向和復雜的博弈關系讓共同決策和共同行動變成了虛偽的口號。
金融危機改變了一切。源自發達經濟體并給富國俱樂部整體形成深遠打擊的危機帶來了政策協作的必要性，如果說去年的G8峰會由于正值危機高潮，各國自顧不暇而未能產生應有的成果，那么在今天這樣一個危機漸去的過渡期，G8似乎有心情、有能力、也有必要形成一定實質性的突破。至少在化解“分化年代”所帶來的一系列波動風險面前，G8應該有所作為。
這種分化體現在三個層次：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走勢分化，實體經濟內部的結構分化和金融體系內的信號分化。G8峰會中可能傳遞的信息對于理解和判斷分化的未來發展趨勢將不無裨益。
金融危機正在逐步恢復并企穩的核心論據在于，一系列與危機演化息息相關的標志性高頻數據大幅度好轉。反映信貸緊縮情況的TED利差，反映市場情緒的VIX指數，反映風險偏好的花旗風險回避指數和反映金融體系整體狀況的彭博美國金融條件指數等指標，都已恢復至去年9月危機升級前的水平，部分指標甚至好于2007年8月危機爆發初期的水平。但經濟危機企穩見底則稍稍落后：歐美主要經濟體的季度經濟增長率這個核心指標依舊處于負增長狀態，就業狀況仍在不斷惡化，前期大規模救助政策的效果集中顯現可能要到下半年，金融領域恢復將對實體經濟產生滯后的利好作用。這種分化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即金融機構過早地進入“再杠桿”過程，而實體經濟的滯后恢復可能將無法及時為金融體系的再擴張提供有效的真實需求，這甚至可能進一步引致金融危機的反復。實際上，近來部分歐美金融機構已率先開始了重啟高風險業務的嘗試。如此背景下，G8在加強和協調金融監管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對于防止經濟金融分化背景下金融風險的“再積累”十分重要。
實體經濟內部的結構分化也有三個層次：其一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分化，根據IMF最新預測，前者今年將可能經歷3.8%的GDP收縮，后者則將收獲1.5%的小幅增長；其二是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分化，雖然IMF最新預測顯示2009年發達經濟體都將同步衰退，但美國2.6%的衰退幅度要好于歐元區和日本，而且2010年美國和日本將可能率先實現正增長，而歐洲則將繼續深陷衰退泥沼；其三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內部的分化，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表現將明顯優于非洲、中東歐和南美，而金磚四國也在分化，中、印的增長態勢明顯優于俄羅斯和巴西。三個層次的實體經濟內部結構分化使得全球范圍內整體和局部的政策協作必要性進一步突顯，G8峰會能否形成發達市場整體與新興市場整體和不同局部的政策協作的指導性綱領，并在內部形成發達經濟體各自政策的協調機制，對于未來世界經濟在結構分化中實現共同增長和結構改善十分重要。
金融體系內的信號分化體現在7月以來的兩個最新動態：以TED利差和金融條件指數等代表實際金融情況的指標在持續好轉，但代表市場情緒的VIX指數顯示市場信心在下降；美元指數在80點附近小幅震蕩并未延續3月底以來的貶值態勢，但同期油價卻突然大幅下跌。金融體系內的信號分化意味著市場波動風險正在增強，市場對于貨幣政策退出和美元主導地位的感受和預期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美聯儲已在最新報告中顯示了減少定量寬松政策的潛在意向，彭博的分析師預測綜合系統更顯示有近14%的專業人士認為美聯儲有可能在年末加息。此時的G8峰會，有利于發達經濟體在貨幣政策退出事宜上形成更加統一和協調的方案，化解市場的過度擔憂，并對第二輪刺激計劃的可能性形成更加理性的預期。此外，G8峰會如果能夠對油價偏離與美元的長期關系及其脫離供需基本面的現狀提出預警并形成或多或少的共同應對戰略，將是減小全球能源市場風險的意外收獲。
總之，已黯淡了很久的G8，在“分化年代”可能有不一樣的故事，讀懂這些故事，不僅需要體味“大宣言”背后的“小意義”，還需要結合當下危機向復蘇過渡階段的三重“分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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