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圍繞醫改法案的爭論已進入了白熱化狀態，奧巴馬甚至宣稱為了醫改成功甘愿只做一屆總統。

　　在爭論日趨激烈之時，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把法案中一項允許政府支持的醫保用于支付臨終意愿咨詢服務的規定，解讀成了最終導向由政府指定的死亡小組來裁定是否聽任某些病人不治而亡的可怕結果；死亡小組這一簡練鮮明的說法，立刻傳遍全國。

　　從字面上看，佩林無疑是曲解了法案的意思，所謂臨終意愿咨詢，是為醫保客戶解釋未來可能面臨的臨終醫療的代價、效果和治療中的痛苦，以便客戶斟酌是否接受那些代價高、效果差而又痛苦的治療，斟酌之后，他可以在醫保合約上簽字放棄這些治療；咨詢服務提供的只是信息和建議，決定還是由客戶自己做，況且是否接受咨詢也是他自己決定的，這里談不上什么死亡小組。

　　但是，如果我們從奧巴馬醫改的整體內容和主要指向來看，死亡小組這個字眼，盡管十分夸張，卻準確的抓住了政府在健康和生命問題上，深度介入和干預了個人價值判斷這一實質要害。

　　醫改爭議的背景是，美國人醫療開支高得離譜，總額占GDP的16%，同樣由政府提供醫療福利，歐洲比美國開支卻低得多，原因是，美國采用的是需方補貼：窮人看不起病或買不起醫療保險，政府掏錢替你買單或給予補貼，美國政府大約負擔了43%的醫療開支，法規還要求雇主為雇員購買醫保，并為個人醫保開支提供稅務減免，這三方面措施大大提高了醫療需求，而對供給方則不予控制。

　　相反，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每年300億預算創造了大量新型醫療供給；而歐洲國家則通過公立醫院系統，包辦了醫療供給，醫療服務由計劃系統平等分配給國民，所以，盡管醫療服務近乎免費，但開支是可控的，其典型的結果是英國診所里漫長的令人絕望的排隊。

　　美國的系統盡管代價高昂，但因為供需雙方都得到了額外激勵，國民確實獲得了充裕而優質的醫療服務，美國人更頻繁的看門診，更多使用新藥和新技術；醫療消費的獨特之處在于，消費本身會自動創造出新的需求，當更多更好的醫療服務不斷延長壽命的時候，老年人的醫療需求也隨之而急劇增長，隨著壽命從65歲延長到75、85、95歲，每位美國老人的醫療開支分別為30萬、40萬、55萬和81萬美元；多花數十萬美元來多活幾年，是否值得？這純屬個人價值判斷。

　　然而奧巴馬方案正是要在這方面替個人做判斷，通過嚴格限制保單設計，禁止保險商對客戶區別定價，推行社區統一價，個人按自我價值取向而選擇適合自己保單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將被剝奪；那些情愿放棄昂貴的老年慢性病和臨終治療的人，那些擁有健康飲食和生活習慣的人，原本可以低廉的價格獲得日常醫療保障，而新法案將把他們強行拉入標準化保單和統一定價的行列，因為沒有這些低成本客戶，全覆蓋的醫保系統將無法負擔留下的高成本客戶；而同時，即便拉進低成本客戶，政府還是必須對永無止境的醫療需求做出限制，否則，隨著日益昂貴的新技術不斷涌現，醫保仍難免被拖垮。

　　這樣，一方面必須壓制需求，一方面又必須懲罰低需求者，至于什么才是對待健康和生命的“恰當”方式，政府會告訴你；由此，政府將不可避免的背上這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稱之為“死亡小組”并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