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事件一周年之際，國際金融逐漸顯露樂觀預期，經濟與金融形勢的變化逐漸顯示出改變，金融危機陰影逐漸消失。此時，投資者值得欣慰或松懈嗎？這是需要認真研究和全面分析的。

　　美國引導的全球對策相對一致的進程中，美國卻先于其他國家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惑，開始呈現收益和反彈的趨勢。我們應從本質和比較中觀察和總結美國化解危機的能力，總結和摸索金融危機新模式和新特點，防范和抵御新型金融危機。依據筆者25年從事國際金融研究的觀察，美國式金融危機不僅帶來新模式的考量，更有新思維、新制度、新戰略的思考。雷曼事件是美國新型結構的危機，而不是傳統意義的危機，因為美國本土的雷曼消失了，全球的雷曼分支依然存在。

　　一場獨特而復雜的美國式金融危機帶來美國的更多投資收益、有效的結構調整以及快速周期轉變，無論美國國債的銷售數量、美國資本流入的規模、美元資產的市場比重以及美國經濟的產業轉換等都折射出美元投資價值的魅力未減、美元投資地位未變以及美國影響力依舊。更為重要的在于，美國式金融危機促進和激發了美國的基礎經濟結構的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創新了美國高端和現代經濟的發展，包括美國傳統產業的經濟貢獻度減少、傳統經濟行業的比重減弱、高端優勢行業的份額上升、新興產業貢獻率上升等都展現了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新支撐，即使有了全球認定的美國式金融危機，但是美國經濟全球競爭力依然占據首位，美國金融創新力全球第一，美國高科技產業世界領先。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式金融危機改革了傳統金融制度，有效實施了美國金融戰略，贏得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利益和回報，形成新的全球引領。一方面是美國金融企業利潤依然很高、美國財富規模占據全球之首、美國金融效率全球最高；另一方面是美國式金融危機的控制力恰到好處、恰如其分的美國需求和改革，美國式金融危機使美國從被動變為主動、從損失變為收益、從沖擊最大變為傷害最小、從美國沖擊轉向全球沖擊。美國式金融危機帶來的思考是深刻的，更是對未來嚴峻的考驗，未來真正的金融危機將難以防范甚至難以控制，這是更值得研究和關注的。

　　觀察美國式金融危機的控制力，核心在于美國清楚自己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明確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目標，進而采取有利于自我為前提的規劃和設計，達到自我完善和改變的策略。美國政策的遠見已經透過無數歷史經歷和市場經驗可以得到驗證，美國完全不是短期行為，而是具有長遠遠見的設計和規劃。美國控制金融危機的能力來源于自我的戰略、自我的優勢，尤其是自我明確的目標，包括競爭對手、競爭條件、競爭優勢以及競爭缺失，美國極力改變自己就是控制金融危機的成功所在。

　　同時美國還具有轉嫁危機的能力和遠見。表面看是一個短期策略問題，但背后具有長期戰略的考慮和應對。美國式金融危機的時間鏈相當長遠，前期時間起始于2001年，至今美國式金融危機的戰略規劃仍在繼續實施之中，短期因素在于美國金融問題的消化與改進，主旨的長期意義在于恢復以及強化美元霸權，核心因素在于美元利率地位的恢復和維護，支撐因素在于美國經濟結構性的改變與改善，影響因素在于國際貨幣制度與國際投資結構的交融，戰略因素在于美國對全球格局的擺布與控制。

　　然而，美國轉嫁危機的對策和戰略并非是新意和創意，透過國際金融歷史進程可以看到相同對策的轉嫁行為，這些是美國國家利益戰略的需要，是美國金融成熟的表現，更是美國金融特權的獨到。1970年代的美元危機轉嫁為國際石油危機，1980年代美元危機轉嫁為日本經濟衰退，1990年代美元政策轉變轉嫁為新興市場危機，包括亞洲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等，都是美元危機轉嫁的目標和對象。尤其是面對21世紀美元挑戰轉嫁為美國式金融危機的全球風險乃至全球危機，這些都集中體現了美國國家利益需求和美國國家戰略需求。這些都是美國轉嫁危機的見證，這是因為美國具有獨特的金融地位——全球市場價格報價為美元貨幣，美國擁有實力的經濟基礎——新興產業和經濟模式美國主導優勢突出，美國享有主導的金融制度——一方獨霸和多邊參與的貨幣制度，無論交易、結算、投資和儲備中的美元比重是否占據多數。美元三次危機似乎都是美元面臨挑戰乃至下降的壓力，但實際結果是每次危機之后，美元的影響力都是在擴大和強化，而非削弱。美元第一次危機導致的石油危機形成的是美元報價體系的強化。美元不是通過自身價格提升價值，反而是通過報價體系顯示美元需求魅力。美元第二次危機看似針對日元競爭力，但是卻使美元經濟基礎得到改善和協調，進一步促進的是美元基礎的支撐力，并非簡單價格調整，其注重的是價值基礎、經濟結構的改良和改善。美元第三次危機具有更廣泛的國際環境和競爭針對性。一方面是美元市場份額被歐元瓜分，美國并未就份額采取對策，相反是用實力和勢力顯示美國因素和美元作用，其中包括靈活運用美元價格選擇，以美元貶值制造其他國家和地區貨幣壓力和競爭力下降，沖擊具有貨幣競爭力的經濟體，泰國、韓國、墨西哥以及巴西等都是貨幣價值與經濟崛起引起美元敏感，并率先改變貨幣體制挑戰美元地位，但最終都因美元核心作用難以改變而導致自身金融危機出現。另一方面是美元貨幣政策轉變，美國完全出于自身經濟周期和結構需要，甚至針對外部競爭而自主決定匯率價格走勢和貨幣政策取向，甚至完全是口是心非的政策選擇，但前提是美國十分清楚現階段的美元地位和作用，進而引起全球面對美元變化的恐慌、調整和損失。美元既會利用自我短處調整自己需求，同時更會運用自我優勢控制利益保護和損人利己策略。美元貶值利己傷人，因此面對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全球化格局以及1999年歐元競爭，美元采取收縮性貶值策略，最終達到維持自我、保護自我、恢復自我以及強化自我的目的。

　　基于上述問題的分析論證，我國金融和貨幣匯率對策需要長遠規劃和謹慎推進。尤其是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進展和長遠樂觀，透過美國應對危機的處理，我們似乎在觀念上應強化危機預期和評估的分析，不能簡單、短期考量人民幣國際化。面對外部一些國家的強大、高端和新型，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提高和加快中的外部風險加大，我們自身的控制力將至關重要，一旦走向國際化，我國認識判斷、制度效率、風險控制以及國家利益的考慮將會“身不由己”，國際化的根基在國內，國內實力、效率和制度優勢將是國際化的重要基礎和支持。對此，需要理性、睿智和智慧，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簡單草率，需要慎重、穩步、合理、有序推進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