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不但來得急而且來得猛，2008年8月美國財長推出7000億美元TARP計劃，向銀行大量購入呆壞賬，可惜2008年9月出現雷曼事件，令7000億美元不夠應付。中國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挽救經濟計劃，A股首先反彈。美國在總統大選后的2009年3月批準量化寬松（QE），美股才止跌回升。其后各國政府亦有類似計劃，令全球的金融海嘯退潮。今天的投資者不但未能忘懷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那段日子的損失，面對歐債危機，擔心全球經濟會否出現二次尋底，因為1932年至1936年美國股市回升四年后，出現二次尋底。如何保障你個人財富已成為首要任務。
 
　　歐元區衰落難逆轉
 
　　歐債危機來源是因為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券風險不斷上升，導致歐元區經濟不穩，有些經濟學家稱這場歐債危機為“衰落中的危機”，起因是歐洲一如美國已進入去工業化期。歐洲在過去面對新興國家出口競爭力不斷上升，令歐洲諸國工業產品競爭力漸失。在政客推動下，政府提供各種福利去阻止人民生活水準下降，支持各種福利的資金來自政府大量舉債。1980年起美元利率不斷下降，令借錢利息負擔日漸減少，雖然舉債數目越來越大，仍負擔得起利息開支。
 
　　2000年歐元區成立，使競爭力強的德國、法國貨幣同競爭力弱的南歐國家貨幣捆綁在一起，其他歐洲國家成為德國、法國貨的出口市場。透過銀行制度，德國和法國的資金又回流南歐國家。南歐國家在未加入歐元區前，因貨幣弱需面對高利率支持匯價，加入歐元區后當地利率大幅回落，刺激那些國家的樓價大幅上升。資產價格上升創造了虛假的繁榮，直到2007年金融海嘯后，資金從歐洲回流美國，歐洲國家的銀行被迫收緊信貸，引發歐債危機。
 
　　歐元區說到底不是一個國家，不像美聯儲面對的是一個國家，歐元區境內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不一致，令歐洲中央銀行面對歐債危機時，沒法像美國聯儲局那樣積極。2012年第一季歐洲GDP負增長0.2%，如第二季GDP仍是負增長便確認重陷衰退。不但希臘主權債券有可能違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及愛爾蘭問題亦無法解決。
 
　　問題是歐元區去工業化之路已無法逆轉。今天德國、法國等銀行已無力再貸款給南歐國家，不但這些國家已面對資產負債表衰退失去借錢能力，同時資金由歐洲回流美國。歐債危機已漸漸變成政治危機，2009年底本人早已指出：歐債危機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理由是歐洲經濟早已進入衰落期，導致人民收入下降、國家負債大升，今天政府已無法舉債去增加人民福利。唯一解決方法是將歐元大幅貶值，把問題由歐洲出口到美國，但相信美國政府絕不容許上述情況出現，日本經濟已衰退22年，美國政府仍不容許日元貶值。歐元區對全球經濟影響力遠超過日本，過去22年全球經濟可以在日本衰退下保持繁榮，面對歐元區衰退，情況又如何？
 
　　中國須縮減貧富差距
 
　　中國又如何？
 
　　面對歐債危機，去年12月人行開始放松銀根。今年首4個月中央政府支出較去年同期上升26.6%（同期收入只上升12.5%），相較2009年首4個月，中央政府支出上升31.7%（同期收入減9.9%），亦不算弱。與2009年不同，這次地方政府面對10.7萬億人民幣地方負債，因此未能加入刺激經濟行列。只*來自中央政府增加開支，估計可使今年中國GDP上升7.5%。如外圍情況進一步惡化，則有可能回落到7%左右，無論是7.5%或7%，只會出現軟著陸，不會出現類似1990年的日式衰退。
 
　　中國政府目前負債率相當于GDP的20%，和其他國家比較可以說是偏低，美國接近100%，日本236%，法國89%。不但如此，今年中國GDP增長率是7.5%，美國少于2%，日本1%，歐洲更出現負增長。國民儲蓄率方面，美國是7%，日本是25%，中國接近50%。美國、日本及歐洲政府的負債大部分來自福利開支，中國政府的負債是用作基建投資，日后將有回報。不但如此，中國政府的負債和日本相似，日本政府債務約96%由民間持有、外國人很少持有，中國情況亦一樣。日本政府雖然負債高，但10年債券利率仍低于1厘，不像希臘等國家，因為60%的國債由外國人持有，一旦遭到拋售，可令10年期國債利率上升到6厘以上，令政府無法負擔利息開支。中國經濟仍處于轉型期，出口股、制造業、航運股等受到不利因素影響，反之消費股、內需股等表現仍不俗。A股經過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大幅調整后，另一個指數低點在去年12月出現。但外圍環境如此差，令A股今年漲不起來。
 
　　一項由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研究中心在今年5月首次發表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家庭儲蓄率分布極不平均。55%中國家庭是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的，但最高收入家庭儲蓄率卻高達60.6%，即中國家庭貧富不均情況極為嚴重。2012年中國有55%的人口每月收入少于1500元人民幣，財富集中在1%到3%的人口手中。55%的人口生活只夠溫飽，反之1%到3%的人口卻揮金如土。中國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財富分配不均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注意力應集中在財富重新分配上而非令GDP保持高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