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的“量化寬松”政策，引發了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的“競相貶值”，丹麥、瑞士、印度、土耳其和加拿大等國紛紛加入降息隊伍，受到一定管制的人民幣匯率也無視央行上調“中間價”的維穩意圖仍然出現明顯下跌，連續三個交易日即期匯率逼近2%的跌停值。
　　
　　可以說，在金融危機進入第八個年頭之后，全球經濟依然在金融危機的重重陰霾下形勢嚴峻。除了美國經濟一枝獨秀之外，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發達經濟體，都面臨各種風險的沖擊：歐元區受希臘大選結果的影響，再次面臨歐元區成立以來最嚴峻的解體危險，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即使不崩盤，也足夠重創歐元區的信心。同時，面對全球通縮的壓力，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再次模糊起來，美聯儲最新發布的利率決議強調要“在開始正常化貨幣政策立場的問題上可保持耐心”。而近期下跌的人民幣的走勢，也對中國央行的應對智慧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應該看到，受全球主要央行的政策異動，人民幣未來的走勢出現波動會成為常態。對于人民幣未來的匯率走向，外界的普遍看法是，一方面，人民銀行不會容忍人民幣持續貶值，人民幣的持續貶值不僅不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而且會加速已經出現的資金的外流，持續貶值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又必須看到，在全球貨幣政策動蕩的情況下，僅僅通過維穩的手段，僅僅通過匯率干預不僅成本巨大，長期看也不利于人民幣最終成為國際貨幣的努力。對于中國央行而言，除了不斷傳遞人民幣穩定的強烈信號之外，更應該厘清央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避免在宏觀經濟穩定、房地產價格以及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求全責備而導致應對失策，最終導致顧此失彼。
　　
　　首先，從國際看，在美國經濟復蘇的進程依然沒有中斷的情況下，美元強勢引發的國際資本流向美國短期內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美元強勢，再加上新興市場經濟的糟糕表現，全球貨幣政策持續寬松的趨勢明顯。但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否把全球經濟從通縮的壓力下解救出來希望渺茫。以歐元區為例，歐洲失衡的經濟結構，一些經濟欠發達的歐盟成員“搭便車”享受遠超自身經濟實力的生活水平，借債消費的經濟發展方式，缺乏創新的產業前景，這些都決定了，歐洲經濟要想徹底恢復，必須痛下決心在統一財政紀律、推行結構化改革方面有實質性的舉措。但歐洲各國的現狀也決定了，無論是統一財政紀律，還是推行結構改革都陷入了“囚徒困境”。就希臘危機而言，如果真的要強化財政紀律，那意味著希臘應當被驅逐出歐元區，但現在的情況是，害怕希臘退出歐元區的不是希臘，而是歐盟，因為希臘一旦退出，宣布債務違約，遭受重大損失的是歐元和沒有退出歐元區的其他成員。要解決這個問題，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時間去解決，治療歐洲經濟的病癥，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這意味著，歐元區的動蕩是長期的，歐盟作為中國的第一貿易伙伴，這種動蕩勢必影響中國經濟的穩定。
　　
　　其次，就中國經濟自身而言，盡管我們一再強調2014年7.4%的增長速度其實并不低，在中國經濟進入新的常態的增長周期之后，即使保持7%的增長仍然是一個漂亮的數字，但外界對2015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依然非常擔憂，這是人民幣匯率短期動蕩和資本流出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經濟再次動蕩，特別是新興市場面臨二次危機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而且，受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的影響，輸入性通縮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貨幣政策應把著力點放到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確保中國經濟既不陷入通縮的危險，也不至于出現“失速”的危險。但是，由于外界對2008年以來過于寬松貨幣政策的擔憂，對于央行的任何寬松行為，都會引發強烈的反彈。以去年11月的第一次降息而言，本來，在通脹無憂、經濟下行，各個行業面臨流動性短缺的情況下，下調畸高的存款準備金和降息無疑是貨幣政策最正確的選擇。然而，中國的貨幣政策的邏輯遠沒有如此簡單，貨幣政策承載了很多不該承載的因素。在M2的總量高居全球首位、房價仍然很高，房地產泡沫風險很大的情況下，一旦下調存款準備金和降息，立即會被指責為救房地產。特別是，很多人總是拿120萬億的M2說事，但對中國為什么產生120萬億的M2又不明就里，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既然有120萬億的M2，流動性總量肯定不缺。事實上，120萬億的M2一部分和國際資本的流入有關，一部分沉淀在產能過剩行業和房地產領域，真正缺錢的行業很難獲得資金。120萬億的M2不等于流動性充裕，特別是在金融改革滯后的情況下，中國最大的尷尬就是守著大河渴死一村人的現狀。
　　
　　事實上，在全球經濟面臨通縮這一共同敵人的情況下，我們最擔心的是中國貨幣政策看不到當下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丟了西瓜，去保護芝麻。比如，在流動性緊張的情況下，降準降息本來是正確的選擇，但受輿論壓力的影響，貨幣政策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寬松，擔心一旦寬松貨幣又會流向房地產。但事實上，這種擔心不僅沒有任何意義，反而有沽名釣譽做老好人不愿承擔的嫌疑。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只考慮流動性本身是否短缺，考慮總體的物價指數，既不應被利益集團綁架，更不應被鼓噪的民意綁架。如果貨幣政策夾在民意和高房價之間，卻罔顧企業的資金需求，這是極其愚蠢的。
　　
　　就此而言，筆者建議：其一，在資本項目仍然管制和中國擁有巨大外匯儲備的情況下，人民幣出現暴跌行情是小概率事件，央行貨幣政策的選擇不應該過度關注匯率的短期波動，應該將此視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極好的機會；其二，在經濟增速下滑，通縮壓力極大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該緊盯物價，放棄包括房價、股市在內的目標，及時通過降準降息等常規性的貨幣政策工具，釋放流動性，避免中國經濟陷入通縮的風險。同時，也給美聯儲加息后中國貨幣政策的應對提前提供應對的空間；其三，貨幣政策既不能罔顧流動性緊張的現實而在貨幣政策上無所作為，又要避免再次出現過去無原則無底線的刺激主義，特別要警惕把貨幣政策當成刺激的利器，再次陷入盲目寬松的誤區，歷史證明，過度的放水對于中國經濟無異于飲鴆止渴，百害而無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