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總署最新發布的3月份我國原油進口數據顯示，當月進口原油1730萬噸，創下歷史新高。

　　與這一創紀錄進口量相伴的是，在國際原油期貨價格一度突破110美元每桶的背景下，使得我國在今年一季度原油進口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14.9%的情況下，所支付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90.6%，達到300.31億美元。這幾乎相當于我國一季度的總體貿易順差(414.18億美元)的75％。

　　對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能源專家管清友博士表示，在國際油價持續高漲的情況下，我國的石油需求量并沒有因成本壓力而有所減少，而且，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短期內能源需求明顯減少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國針對原油進口的支付壓力將持續增加，而且，這種壓力已經從“偶發”轉變為“經常”。此前，由于國內能源企業參與國際能源市場能力不足，再加上我國能源儲備不足，從國際市場上高價進油的情況時有發生，而現在，這種支付壓力因為國際油價長期居于高位而變得難以避免。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中國所面臨的這種壓力得以緩解的前景并不樂觀。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推動本輪國際油價高漲的重要因素——美元貶值問題何時出現轉機。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形勢分析室主任倪建軍對本報記者表示，導致國際油價的持續高漲的各種因素中，美元貶值的影響越來越大。

　　最近，歐佩克輪值主席公開表示，目前國際石油的供需并沒有出現失衡，美元貶值和國際投機資本的炒作成為了油價波動和高漲的主要原因。歐佩克成員國的石油儲量占全世界的78%，石油出口量占全球交易總量的55%以上。

　　所以，管清友博士分析稱，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升值雖然可以部分抵消這種支付壓力，但是，應該引起重視的是，目前我國所面臨的能源困局(主要體現為石油)已經開始更多夾雜國際貨幣戰爭的因素，所以，我國目前對能源價格進行行政管制的思路將面臨更多的壓力。

　　我國目前的能源治理思路中，主要包括了，出于對能源價格上漲可能加劇我國目前已經相當嚴峻的通貨膨脹壓力的擔憂，國家對終端能源消費價格實行強制性的行政管制，而這樣的行政管制帶來的直接效果是，石油產品供應鏈中“批零倒掛”和“進口虧損”的現象一直存在。這又迫使政府在面臨成品油供應不足時，采取對石油公司進行直接財政補貼的手段，鼓勵企業增加進口。

　　但這樣的治理思路正在遭遇國際貨幣政策調整(尤其是美元政策調整)的沖擊。

　　“這種治理思路對于暫時性的緩解國內通脹壓力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長期寄望于這種管制思路，甚至產生依賴心理。”倪建軍說，“也許從表面上看來，這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為能源的價格上漲而加劇通脹的局面出現，但是，目前通脹的發生已經很難斷定到底哪些因素在主導，我們無法斷言目前國內的通脹壓力沒有受到國際油價高漲的影響。”

　　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看來，原油價格上漲和糧食價格上漲基本上是一比一的比價關系。“現在油價已經漲了三倍，但是糧價只漲了兩倍。”所以，現在國際糧食價格上漲成為長期趨勢。統計顯示，國內糧食價格和食品價格的漲價成為了推動此輪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而國內糧價的上漲和國際原油價格的高漲也是有關系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國際能源價格的上漲完全可以通過包括糧食價格上漲等多種渠道轉化為國內通脹壓力。

　　“目前的國際能源價格問題本質上已經是貨幣政策問題。”管清友說，“由于次級債危機已經演變成一次全面的信貸危機，各國中央銀行緩解流動性短缺的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引起全球通貨膨脹和美元持續貶值。在石油市場供給和需求緊張態勢沒有根本性改變的背景下，油價將在寬松貨幣政策推動下迭創新高，超高油價可能在未來十年出現。”

　　在這個背景下，“國家對能源的治理，需要突破單一的財政補貼和行政性價格管制的思路，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審視這一問題，并做出更為綜合的治理手段選擇。”倪建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