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國際油價經歷了從每桶100美元飆升至147美元巔峰，然后又一路下滑至115美元的悲喜劇；與此同時，國際糧價以更快的速度回落：作為亞洲大米市場基準的泰國破碎率5%大米和越南破碎率5%大米近日FOB報價分別為每噸690美元和550美元，較4月1000美元的天價已跌去將近35%至50%；而最近幾個月以來，小麥和玉米等糧食作物由于預期產量上調價格也出現不同幅度的下跌。對于生物能源開發而言，國際油價、糧價的雙雙回落，對其影響卻各有差別。

　　一方面，由于糧價下跌，全球糧食危機漸行漸遠，對于生物能源而言，“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尷尬處境似乎已成為過去時。就在6月的國際糧農組織羅馬大會上，生物能源還被指為造成2007至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的罪魁禍首，因為油料作物擠占了糧食作物的土地。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每加工70公升生物能源，等于消耗一個人一年的口糧，這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糧食短缺而造成社會動蕩和政權更迭的年代里是不可原諒的，甚至是“非人道的”。因此，許多能源消費國不得不權且將生物能源開發計劃偃旗息鼓。如今，隨著危機的煙消云散，人們可能將新能源開發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態解放出來。

　　此前生物能源生不逢時，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某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糧食無法自給，出現供應短缺，導致全球糧價飛漲。很顯然，如果這些國家糧食短缺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不能解決，不能提供有效的激勵機制，類似的糧食危機今后還可能繼續上演。而糧食生產大國沒有理由再為此陪綁了。

　　另一方面，與糧價下跌帶來的利好消息不同，國際油價的降低，卻對生物能源的開發形成了“擠出效應”。由于原油進口成本減少，成品油銷售價格下調導致生物能源價格相對高昂，消費者缺乏動力將生物燃料作為汽車動力，因此，對整個生物能源行業造成沖擊。據報道，山東20多家生物柴油生產企業，如今一半已關門倒閉，另一半停產。在這種條件下有三種選擇：第一，像歐洲國家一樣，通過宣傳，從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道義高度來鼓勵個人和企業使用可再生的生物燃料；第二，像美國一樣，對本國生物乙醇的生產給予一定量的財政補貼，以抵銷化石燃料的價格優勢；第三，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油價下跌時使用化石燃料，等油價上升時再轉向生物能源的開發。顯然，最后一種投機主義的做法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無法保障本國的能源安全。

　　對于中國能源管理當局而言，除非國際油價跌穿90美元，否則不應倉促下調成品油價格；相反，應抓住機會進一步理順資源價格機制，同時也給起步階段的中國生物能源產業留出足夠的生存空間。

　　中國近半石油消費需要通過進口來滿足，因此，發展包括太陽能、風能、核能和生物能源在內的替代能源成為當務之急。然而，與美國不同，我國的可耕地資源非常有限，發展生物能源的原則就是避免“與糧爭地”的局面，也就是說，應當限制玉米、木薯等作物的深加工來制造生物乙醇，而將推廣的重點放在宜林沙荒地的利用上來，主要通過油桐、烏桕和刺槐等樹種的種植來滿足生物燃料的需求。近日，中石油南充煉化總廠、中國石化貴州分公司和中海油海南公司三個種植油桐的生物柴油產業化示范項目獲國家發改委批準啟動就是一個正面積極的信號。

　　當然，筆者并不認為開發生物能源就能完全替代化石燃料，但更不認同因為無法完全替代石油和煤炭就干脆不要開發生物能源了。那種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態度是不足取的。我們不能期待未來某種能源可以像石油一樣一統天下，將其他能源都掃出歷史舞臺，從現有科技水平來看，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太陽能無法做到，氫能無法做到，甲醇同樣也無法做到，每種新能源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種新能源和化石燃料并存的格局將長期共存。而這或許恰恰正有利于中國的能源安全。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從現在就持續投入，否則將來必落后于人、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