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紐約時報》請我撰寫專欄時,只是希望我寫一些有關新經濟的變化和全球化的影響等方面的文章,但隨著事情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談到了政治。” 說這句話的保羅·克魯格曼其實有著明顯的黨派傾向。這位曾成功預測亞洲金融危機并在當今金融領域內頻頻發出聲音的“毒舌”,曾不止一次大談布什政府的政策缺陷,指責格林斯潘既越權干涉又推諉責任的做派,以及奧巴馬新政推行力度的不夠。 “經濟危機還沒有見底,事情正在快速地變得愈加糟糕,離見底還遠著呢!”克魯格曼對這次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不敢樂觀。 克魯格曼對于有外界評論中國將帶領全球走出此輪危機并不認同,他認為中國的貿易規模還太小,甚至超不過歐洲和日本,不足以當做領頭羊。同時,他還認為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基金”是不切實際的期望。 4月2日,應《華夏時報》和民生銀行的邀請,將于5月中旬訪問北京和上海的經濟學大師克魯格曼教授,在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辦公室里接受了《華夏時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其言語一如既往的犀利。 危機遠未見底 《華夏時報》:你成功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并對美國政府的新政一直保持高度關注,你認為美國經濟何時能復蘇？復蘇的指標是什么？ 克魯格曼:我無法預測。一般來說市場總會恢復,美國經濟最終也會恢復,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但是現在真的很難依據什么來預測經濟復蘇。 所以,我所希望看到的,只能是金融市場的逐漸平復,我希望GDP今年年末或明年年初可以穩定。原則上,我不認為經濟可以在兩年內復蘇,甚至更久都無法見底。 《華夏時報》:奧巴馬政府也出臺了多項措施來挽救金融機構,你認為到了該有效果的時候了嗎？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現狀及表現,你打多少分？ 克魯格曼:我認為這些政策都過于謹慎,這使得我們會有一次非常巨大、非常嚴重的衰退,而這次衰退的影響有可能永久存在,使我們進入通縮的陷阱。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有效的手段,我很高興看到奧巴馬這么做了,不過還不夠。 我們正看到積極的政策有可能增加350萬人就業,不過目前美國的就業情況低于正常的就業水平至少670萬就業崗位,并且情況還在惡化。所以,奧巴馬政府的這些政策只可以緩解情況的惡化,但是不足以拯救經濟。 在銀行方面,我非常不滿意,因為他們實質上回到了用納稅人的錢去抬高不良資產價格的做法,這實質上和布什政府之前的救市政策如出一轍。 當然,在大部分情況下,奧巴馬還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住房政策很好,財政政策也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即使是銀行政策,也不是完全的愚蠢,其中近一半手段讓我想起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這并不是完全的失敗。此外,中小銀行表現還可以,一些較大的銀行可能相對保持良好的秩序,不過大多很糟。 《華夏時報》:你認為這次G20峰會是否能達成全球“協調一致”的解救方案？ 克魯格曼:顯而易見這次會議不會達成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會議可能在貿易融資上會有一些進展,同時也可能在保稅區上會有一些新制度,但是實質性的條款不太可能達成,所以這不會是一場改變世界的峰會。 歐美之間存在著不一樣的經濟體系,在當前的形勢下并沒有天生的領導人。美國是最大的玩家,但是美國的聲譽已經在這次危機中降低了。許多歐洲國家強烈反對將赤字擴大來拯救危機的觀點,所以我們在會議的前提觀念上就已經存在分歧。 《華夏時報》:你如何看待美國監管層強制征收AIG“花紅稅”？它的利弊何在？ 克魯格曼:只從一個層面上看分紅之爭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為這只是政府撥款給AIG款項的1%的1/10,但它是一件象征性的事件。為什么納稅人要承擔金融機構的風險？這個問題已經很難向公眾解釋了,這筆已經發放的巨額分紅就更難以解釋了。這完全不公平,但把這件事情上升到政治層面并擴大化真的很愚蠢。 《華夏時報》:你認為,美國和歐洲今后的幾年里會出現通貨緊縮,物價飛漲會來臨嗎？ 克魯格曼:實際上,美國和歐洲出現通貨緊縮的風險相當大,我認為一兩年內就會進入通縮階段。美國未來兩年里將面臨嚴重的通縮風險,歐洲也可能面臨消費物價長期負增長,美國和歐洲央行幾乎用盡一切方法對抗全球危機,但對于應對通縮風險,他們做的還不夠。 中國只有出口危機 《華夏時報》:美聯儲此前宣布將購買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美國這樣的貨幣政策是否太霸道了呢？ 克魯格曼:這個政策對處理國際債務影響甚微,這是對擴大美聯儲金融工具范圍的嘗試,他們只是嘗試運用非傳統的開放市場經濟手段。短期債券基本收益為零,不過長期的不是,所以他們想方設法動用這些較長期的資產。我認為這不會對中國造成很大影響。 中國所持有的債券已經得到美國政府的擔保,它們是美國政府的承諾和信用責任,美國政府在這種情形下只能做到這么多了。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削弱美元,正如任何貨幣松動一樣,這實際上不是也不應該是美聯儲所考慮的重點。 《華夏時報》:這次經濟危機是否已經見底？請對中美兩國經濟的走勢做一個預測。 克魯格曼:簡言之,經濟危機還沒有見底,事情正在悄然快速地變得愈加糟糕。看一下最近糟糕的雇用數據報告,就會發現失業問題正在美國和歐洲加速蔓延,情勢真的不容樂觀。此外,國際貿易還在持續加速萎縮,接下來的6個月甚至更久,情況會更加嚴重。 前幾周,金融市場出現一些積極樂觀的因素,但是我認為仍有大量的損失沒有顯現,像商業不動產的問題還沒有算在內。所以,我們離見底還遠著呢! 中國沒有發生內生性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出口危機,但是中國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所以現在也遇到了困難。我們知道中國是嚴重的出口依賴經濟,而國際貿易正在遭受巨大的打擊。 《華夏時報》:美國施行寬松貨幣政策后,資金會尋找其他相應市場進行投資,中國A股市場將是其重要的投資目標市場嗎？ 克魯格曼: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資本的流向有兩個出口,一是儲備貨幣。美元當前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比以前還要略強,因為歐元變得疲軟,歐盟各國的分歧也使得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在下降。因此,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大量資金在美國的流動不太可能會持續下去,問題是這些資金還可以流到哪里。 過去10年里,中國積累了過量儲蓄,而美國人卻在尋找房屋并認為這是投資理財的方法。目前看來,美國人的做法并沒有正確地利用好資金,但是已經別無選擇。現在的形勢是世界儲備過多,我很難判斷資金會流向哪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和經濟從哪里開始復蘇關系密切。 《華夏時報》:你怎樣看待最近中國提議使用超主權貨幣？ 克魯格曼:所謂的特別提款權（SDR）,其實只是一種記賬單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68年推出SDR的時候,是想讓它成為世界貨幣的。但這一設想顯然沒有實現,因為沒有人真的用它。SDR的問題在于,它不是一種人們可以在市場上交換的、可以使用的實際貨幣。相比之下,包含美元、歐元、日元的一籃子貨幣比SDR實用。所以,中國仍會采用一籃子貨幣,只是調整比重,也許增加歐元。 《華夏時報》:要想全球都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眼下最關鍵的是要解決什么問題？ 克魯格曼:我們需要重建金融系統,用一套新的規則和條款確保金融安全,使人們再次相信金融機構。當前,在任何事情都與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的房地產泡沫以及過度消費緊密關聯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尋找一些更好的辦法利用世界儲蓄。監管的放松已經給了我們教訓,我們期待一個更加嚴格和規范的世界。 采訪手記 “奧巴馬做得還不夠” 4月3日,美國紐約,想到即將能見到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心情著實不錯。 在赴美之前,我翻閱了克魯格曼的《美國怎么了？》、《美國經濟迷失的背后》兩本著作,并瀏覽了其博客上的很多觀點,其言辭犀利的專欄風格讓我很是驚訝。可以看出,幾乎時下所有奧巴馬政府出臺的救市政策都會被克魯格曼評論一番,而且相當不客氣。 難怪美國人對他幾乎是家喻戶曉,從簽證官、海關人員、酒店經理、出租車司機,聽我提起要采訪克魯格曼,都會心地點頭,一副很羨慕的樣子。 因為我的簽證時間問題,錯過了在他紐約辦公室采訪的機會,轉而開始聯系去他所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采訪。 他的助手打來電話,可以允許我造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辦公室,有了這個機會我當然很開心,至少任務完成了一半。 到酒店大廳看見擺放的《紐約時報》,很厚的一摞。隨手翻閱,發現正好有克魯格曼教授的專欄《中國的美元陷阱》。大致瀏覽一遍,發現教授對于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基金”頗有微詞,認為中國政府其實并沒有做好準備來應對因危機而帶來的麻煩。 驅車趕往普林斯頓的路上,感覺到紐約的交通狀況跟北京也差不多,早上8點多已經堵得水泄不通! 給我們開車的是一位黑人司機,他倒是不緊不慢,還在那里邊看車邊查GPS。我心里就開始在打鼓,難道他事先不做功課的嗎？萬一開錯了方向豈不是誤了事？還好,教授的助手及時給我們指了路。 按照約定的時間,提前了5分鐘在他的辦公室門外的休息區等候,教授的助手過來領我們進去。教授對我帶去的禮物很是喜歡,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用花布做的牛,希望以此寓意華爾街的那頭牛再“牛”起來。 與克魯格曼的交談,感覺他很謙和,但觀點非常犀利。教授不愧被稱為媒體的“超級明星”,采訪超級舒服,因為每個問題他都能直截了當。在談及對奧巴馬新政的看法,教授反復用的字眼就是“他做得還不夠,還應該再直接”。 在G20開始前的兩天,教授就告訴記者,這次的峰會不會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因為歐美體系的不同,各顧各的利益。真是被教授所言中——G20熱鬧開場,但并未如奧巴馬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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