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倍晉三就任日本新首相以來，不到兩個月時間里，受惠于日本新政府的強力寬松貨幣與財政政策，日元對美元匯價降幅已逾7%，對一攬子貨幣匯價更下降達20%。日元的快速走低引起了從七國集團（G7）到新興經濟體幾乎所有國家的警覺，也當仁不讓地成為2月15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的首要熱門話題。與會各方在會上明確提出，要避免使用貨幣競爭性貶值的手段，并承諾不會“以任何形式打響匯率戰爭第一槍”。然而，這樣一種承諾含金量究竟有多少？15日，記者發稿前的最后一個交易日，也是G20高官圍繞貨幣戰風險討論正酣之時，人們看到在會上未被“點名”的日元仍在持續下跌中。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17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西方經濟體普遍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由此推升貨幣戰風險的大背景下，作為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話語權的G20平臺，其圍繞貨幣戰的判斷與表述必然存在一種淡化傾向，而其所謂承諾的象征意義要遠大于實質意義。
　　
　　“承諾比不承諾要好，至少是向市場表個態，公開的放任將令市場憂慮更加加深。”她說。“但是人們也應該看到，日元之所以未被點名，是因為日本當局既不是本輪量寬政策的始作俑者，在規模上也尚未成為排頭兵。總的說來，G20不太可能譴責歐美都在推行的量寬政策，而后者也不太可能僅僅因為G20的承諾而重新審視其既有乃至未來的量寬計劃。”
　　
　　在16日公布的聯合公報中，G20國家財長與央行行長表示，流動性過度波動和匯率混亂無序的走勢已經對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了不利影響，各方承諾將抑制競爭性貶值，抵制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貨幣政策應該以國內價格穩定和持續支持經濟復蘇為導向，我們承諾將監控遵照本國國內目的推行的政策給別國帶來的負面溢出現象，并盡可能減少負面溢出。”公報稱。“我們再次強調，將采取更迅速的行動維護由市場決定的匯率系統、體現基本面支持的匯率靈活性以及避免匯率持續偏差。”
　　
　　對比此前有官員泄漏的公報草案，最終公報的措辭要更加強硬。據稱，草案措辭繞開了上周二G7會議公報中對匯率問題的暗示（G7公報中曾要求各國在制定財政及貨幣政策時，盡量避免使用貨幣匯率作為參照目標）。而在最終發布的公報文本中，雖未直言避免設定匯率目標，但卻從相反的角度強調貨幣政策的實施目標仍將是維系物價穩定，并推進經濟增長。對此，有分析人士表示欣慰，認為這凸顯出G20對貨幣戰爭風險的重視，但也有人對所謂貨幣政策實施目標的區分提出質疑。如何判斷一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為了穩定物價、促進就業與增長，還是為了拉低匯率水平、提高出口競爭力？對于這個問題，加拿大財長費海提的回答很干脆：“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貨幣政策的副作用，讓貨幣貶值就是貶值。稱它是競爭性的還是其他說法只是給這種行為背后的意圖貼上標簽。”
　　
　　更有分析人士認為，G20公報中有關貨幣政策實施目標的表述，似乎可以理解為“純為幫助本國經濟采取的政策并無過錯”，而這也被默認為此番日本未被“點名”的主要原因。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16日就于第一時間申明，該行的措施已經將目標瞄準通過穩定的價格讓經濟強大，今后仍然會是如此。“G20聲明絕對與我們的貨幣政策精神相同。”他說。如此呼應讓一些金磚國家感到不安，最早發出貨幣戰爭警告的巴西財長曼特加就表示，日本人的態度沒有受到任何責難，它被視為一種發展自身經濟的政策，不是刻意貶值。
　　
　　陳鳳英認為，無論是申明貨幣政策目標，還是避免把日本“單挑”出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實施量寬已是當下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解決國內問題不得已的選擇。美國的財政懸崖、歐洲的財政整頓、日本的重陷衰退，都決定了他們迫切需要而且也只能通過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來緩解困局。“實施這些政策的最終目標無疑是促進經濟增長，這的確為量寬措施披上了件合理的外衣，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增長是通過怎樣的手段來實現的。”她說。
　　
　　手段之一，事實上也是問題最淺表的一個層面，就是G20公報中承諾規避但事實上不可能規避的匯率貶值。通過本幣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進而促進國內就業乃至經濟增長。這也正是人們對于量寬措施可能引發貨幣戰的擔憂所在。手段之二，是新興經濟體更需警惕的，也是發達經濟體量寬措施的另一層深意，那就是財富的再分配。“通過實施量寬措施，拉低長期利率，從而導致以新興經濟體為主的債權人收益下降甚至為負，進而達到從新興經濟體處奪取財富的目的。”陳鳳英表示。